“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二个年头，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专门谈了他对林彪的看法。他在信中说，“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是林彪和×××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
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林彪等在一起（资料图）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0月 到了1958年的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1956年以来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上缺点的“反教条主义”，已经被弄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要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据时任林彪秘书的吴欣峰后来撰文说： 林彪5月2日从上海回到北京毛家湾住地，回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刚回北京几天，×××上将来探望，谈话中说到军队有教条主义，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都存在。谈到具体例子，就是内务条令中礼节繁琐，连我这个上将去见领导，都得手举到帽檐上，口里说着姓名、职务……一长串报告词，还得说：“可以进来吗？”军事院校教员讲课条条多，什么“一、二、三、四、五，……扁担加括弧；大A、B、C、D、E，小a、b、c、d、e……太烦人。”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都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林彪听了，却很惊喜，如获至宝；要×××上将搞个书面材料来。林彪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第二天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送来“材料”没有？我说没有见到。林彪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让他快把材料送来。刚说完，又改口说：不，还是我打电话直接找他。说完，口里念念有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我预料军队领导上要出事，果然出了事，出了教条主义！ 林彪获得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材料后，立即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最好是找叶子龙，就说我要去看看主席。”我遵示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叶子龙不在，接电话的是罗光禄秘书，我向他作了报告。他说：“等我请示了毛主席后，再通知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