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除了研究公司法和破产法的相关问题，还一直在研究转型经济和转型法律的问题，所以我更加关注这些企业家他们颜色粘贴的背景。我的发言可能角度不一样，更多的是谈到企业家生存的体制性环境和法制的关系。 实际上这个话题我最近参与讨论的也比较多，我也非常关注整个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发展。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中涉及的企业家又关系到国有企业，也关系到民营企业，是全方位的报告。为什么企业家会犯罪？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实都会有企业家犯罪。并不是说中国独有的，因此这个问题本身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性问题。在中国在转型经济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而且我们如果研究这样一个犯罪报告的话，我发现它非常具有中国式的一些特点。这是其他国家企业家犯罪比较少的，或者是我们看不到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案件，有些企业家犯罪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会高发，甚至某种类型的案件还特别突出，我想主要存在三个体制性的背景。 第一，公权力参与商业竞争。这是其他国家很少见的，这个公权力参与商业竞争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是地方政府的商业化。 现在地方政府商业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成为一个投资机构，成为一个经营机构。我们现在地方政府这么多个融资平台，搭建融资平台做什么？实际上是让地方政府直接进入到商业竞争。我们也可以说，公权力已经进入到商业领域，而且深深地进入到商业领域。 其二，是官员的经营化、经理化和企业家化。 我们现在大量的政府官员本身没有好好的做官，所谓的官我们讲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可能很多官员更多的思想是在如何把地方经济的效益搞上去，这个经济效益直接涉及到商业利益和商业交易。所以很多地方官员中，市委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整个地方官员的经济理念，远远强过其他方面。 其三，是政经合一的体制环境。 我们现在对于地方政府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就是政经合一的，对于它的考核标准是政经合一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带来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出现国有企业家犯罪？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家犯罪很多都是贪污腐的犯罪，贪污和受贿的这种犯罪。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公权力结合到里面去了，这个庞大的国有企业存在，它也要跟这样一个商业竞争的参与度保持一致，所以很容易进入到这样一个寻租的空间，这是一样的。所谓贪腐无非是权力和权利的交换，就是Power和Right的交换，这是在大的体制环境下是很正常的。 1民营企业家为什么会犯罪？ 因为民营企业在与公权力的竞争当中处于弱势。在处于弱势的过程当中，民营企业主就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改变其地位，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特别典型地说明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商业的交易背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监管者。而是对商业一个很大的参与度的话，那么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体制环境的副制度化、辅制度化，或者是次制度化。 所谓的体制环境的副制度化，我们现在社会整个体制给企业家提供了两套可选择的制度：一是正制度，就是现在正常的法律法规，这是正常的制度。二是副制度，这个副制度是由政策组成的，这个政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往往讲到上有政策的时候，讲到那个政策是正制度，下有对策就是副制度。我们现在大量的副制度，大量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是通过一定的行政程序，不一定是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但却是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来产生的，随时随地的产生，随时随地的变化，随时随地的发酵。这套政策是非常灵活，也是立竿见影的。就是我们现在人治决策的这么一套体系，包括这样一个所谓的官文化。这个实际上是副制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所谓的责任体系，很多第一责任人，下军令状，这个实际上是构成了我们一个副制度，这个副制度就给官员形成了另外一种压力，不是一种正制度的压力，是一种副制度的压力。另外还有中国传统的做事习惯，所谓中国的国情最浓厚的部分，这几块构成了我所说的副制度。 因此这个副制度带有强烈的诱导性、暗示性和陷阱性。正制度和副制度比较起来，副制度带有更强烈的诱导性和暗示性，同时也是一个陷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