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学，把由殷商至西周滥觞的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将这个思想引入军事领域，用以观照战争问题，产生了独具特色而又影响深远的军事民本思想。本文仅就孔子的军事民本思想做一探讨。 攻守在民 民众在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民众对于战争胜负起什么作用?随着春秋末期战争的频繁发生，这个问题越来越鲜明地提到军事政治生活中来，摆到了思想 家们的面前。孔子对这个问题不仅十分关注，而且给予了正确的回答。《说苑·指武》载：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吾欲小则守，大则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 朝廷有礼，上下相亲，民之众皆君之畜也，君将谁攻?若朝廷无礼，上下无亲，民(之)众皆君之仇也，君将谁与守?”于是废泽梁之禁，驰关市之征，以为民惠 也。 这是孔子晚年的成熟思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在外颠沛流离十余年的孔子回到了鲁国，不甘寂寞的鲁哀公向他咨询“小守大攻”的道理。孔子在回 答中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民众拥戴之至，则无可攻者；民众仇怨之至，则无与守者。攻守之道，全在民心向背；胜负之理，皆在统治者执行不执行亲民、惠民的 政策。就战争中攻守之势和大小之力来说，孔子把民众对于君主的制约，也就是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概括为两种形态：“君之畜”和“君之仇”。这种理论概括和 孔子的另一阐述民本观的名言有着血缘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之畜”无疑是“载舟”之水，而“君之仇”当然是“覆 舟”之水了。以“君之仇”去攻守，当然无胜利可言，以“君之畜”去攻守，才能有致胜的基础。尽管孔子的话说得太满，但其中蕴含的真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孔子 的这个结论，也是对春秋时期众多实战经验的总结。如公元前576年，楚与晋会盟，楚国又北上进攻郑国、卫国，与晋争霸，晋国的栾书要对楚进行报复，韩厥 说：“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意思是说现在不用理他，楚国背信弃义，驱使国人进行不义之战，民众将叛离，失去民众，谁还为之作战?再如 公元前667年，晋国将要攻伐虢国，士蔚说：“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这里士蔚明确指出，待虢公骄奢失去 民心，没有民众拥戴支持之时，再去进攻他，想防御我军的进攻，可没有人为他打仗了。所以，终春秋之世，无民不可战守的观点成为时代军事思潮，这是孔子攻守 在民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思想素养。许多战争中的成败得失揭示了这一点，士蔚说的“御我谁与”，韩厥说的“无民孰战”，与孔子说的“君将谁攻”、“君将谁与 守”的思想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春秋时期战争频仍，战争的人力物力消耗，益发显示出民众在战争中地位的重要。贵族统治阶级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就不得不去重民、 亲民、惠民。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在这里孔子开的药方有二：一是政治上要“朝廷有礼，上下相亲”。这肯定不是一剂“新药”，是用传统的以宗法等级制度为特征 的“礼”来规范、调整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以便做到“上下相亲”。但为了达到使民众成为“君之畜”的目的，统治者必须向下层贵族士、自由民和奴隶做些让 步，表示“亲民”，这就为板结的宗法社会吹进一丝活气。顺应潮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代表真的这样做了，就赢得了民众的拥戴，也就获取了赢得战争的雄 厚力量。二是经济上“废泽梁之禁，驰关市之征”。放宽经济政策，发展农业，繁荣商贸，减少税收，也就是在经济生活上，让被剥削阶级有个基本能维持生存的温 饱，使他们能够为战争提供必要的物力人力保障。民富则国殷，民强则兵壮，鲁国采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是取得民众拥戴，增强攻守实力的措施。 民众对于战争的意义既然有“君之畜”和“君之仇”两种形态，孔子军事民本观的注意力，则侧重于强调政治统治者、战争指导者防止民众成为“君之 仇”，而通过统治者的开明举措，争取民众成为“君之畜”。孔子对能够博得民众拥戴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加赞扬。《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载：晋将伐宋，使人 觇之。宋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觇之反，言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成悦宋，殆未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 《诗》云：‘凡民有丧，匍甸救之。’子罕有焉。虽非晋国，其天下孰能当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悦其爱者，弗可敌也。” 司城子罕为宋国的执政卿大夫，素有“仁相”之称，据说”宋在三大万乘之间。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司城子罕的亲民 之举，引起了晋国高级间谍的注意：守卫都门的基层军官死了，子罕表示了真诚的哀悼。晋国的间谍从中看出民心在宋，“殆未可伐”!执政者亲民，上下相亲，对 敌国产生了巨大威慑力量，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孔子认为二等侯国的宋做到了亲民爱民，强大的晋国不敢攻伐它，天下谁也不能抵抗它的力量!由此，他引证古人周 任的话得出结论：民悦其爱者，弗可敌也!被民众欢迎拥护，就无敌于天下。孔子希望国家领导者和战争指导者都像司城子罕那样视民如伤，成为“民悦其爱者”， 因为这样有利于为赢得战争凝聚力量，使“君之仇”得到淡化和消除，转化为“君之畜”。 既然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那么战争发动与否也取决于民众的拥护与反对，孔子发现了这个判定战争是否发动的价值尺度，他说：明主之所征，必道之 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悦)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 大概这是吊民伐罪战争观的最早出处。在孔子看来，征伐对象必须是“废道”者，也就是“朝廷无礼，上下无亲”者。因为有“废道”之君，必然有苦难之民。因此 而发动的征伐师出有名的，是正义的，是讨伐暴君，拯救黎民，不以扩土掠财为目的，不仅会得到本国民众的支持，而且会得到敌国民众的响应，像得到“及时雨” 那样令人欣喜，这样的战争特点是“行施弥博”，结果是“得亲弥众”。孔子常常举例，说汤伐桀、周伐殷就是这样的战争。如果违反这个原则而起动战争机器，孔 子是坚决反对的。把敌我双方民众是否欢迎拥护作为是否发动战争的价值标准，应该说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战争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