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南翔 检查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 （一）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抵抗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 在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抗拒文化革命运动的进行。 在清华大学，自从五月八日发表了解放军报高炬、光明日报何明的文章以后，清华全校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就异常高涨，但是我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在解放军 报，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第三天，到清华大学去报告时，由于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关于文化革命运动在学校如何开展，我曾向富春同志、康生同志表示 要到开完会以后再说，我不敢随便表示态度，因此仍然以高教部四月十七日座谈会的精神为基调，当时以为这个座谈会的基本内容中央已经点过头，不至有大问题。 但事实上我这个报告是与当时清华大学校内的革命形势完全脱节，完全没有反映清华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是给群众的革命热情泼了冷水，起了妨碍革命群众运动发 展的反动作用。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贴出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开始我仍还是不主张在清华贴大字报，理由是清华大学的情况与北京大学有所不同。实际上是按兵不动，惧怕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 由于看到群众起来革命的形势不可阻挡，在六月三日上午，我到清华大学去召开了党内干部会议，提出要让广大师生贴大字报的主张；在六月五日上午，又到清华 大学去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报告，进一步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并且公开批判了“保卫党委”，“校长是完全正确的”等错误口号，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企图蒙混过 关的假检讨。 六月七日上午，我去清华大学作了最后一次的工作部署，提出要用“大字报领导大字报”，就是说，一方面欢迎一切大字报，一 方面又要争取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出一些所谓能起“领导作用”的大字报；对内容“好”的大字报，也就是符合前清华大学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给以支持；对某些 不适当的大字报，也就是不符合前清华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要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且那天还具体确定要针对当时攻得最利害的三个问题，即我在一二九运动三十周 年纪念大会上吹捧彭真的问题、高教部在四月十七日召开座谈会的问题和我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的问题，贴出阐明真相的大字报，以澄清思 想，实际上这就是组织保皇派的力量，对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进行反扑。在这里，恰恰暴露了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作顽强的抵 抗，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六月八日，工作队就来到清华，我这个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企图，只有一天功夫就宣告破产了。 我还要特别检查一 件事，就是在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后，北大有学生贴了我的大字报，当时就有清华的学生跑到北大去贴大字报反驳。康生同志和吴德同志曾 给我打电话查阅此事。关于清华学生到北大去贴反驳大字报，我在事前确实毫不知情。但是，仅仅是没有主动组织群众到北大去贴反扑的大字报，不能因此就说没有 自己的责任。我没有在运动一开始就马上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表明欢迎本校及外校一切革命群众给自己贴大字报的诚意，欢迎群众起来革命，起来批评自己。因 此，我没有能够一开始就把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事实上就是放任我辩护的那几个学生，滑到错误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上去。这是我的错误和 罪行，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前高教部机关的革命左派，在六月六日对我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我同样是抱着抵抗和反对革命群 众运动的罪恶企图，迫不及待地在六月七日上午，就要求前高教部党委召集高教部内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会，就我和高教部部党委是否为黑帮的问题进行辩论。强迫各 人表明态度，把斗争的锋芒，针对首先起来张贴大字报的革命左派。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不但使高教部张贴第一批大字报的革命左派受到打击，而且使许多由于没有 认识我的反党面目而对部党委表示信任的好同志上当，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伤害，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高教部的革命左派把六月七日的事件看作镇压革命群众 运动的“白色恐怖”，完全是有根据的。六月七日的会议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这个会议是根据我的策划而召开的。并且我还在会外通过电话给会议传达指示。 因此我是高教部“六·七”白色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到六月十日我就停职反省，仅仅四天的时间，我的对抗高教部文 化大革命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