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前高教部机关，我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抗拒和破坏了无产阶级的 文化革命运动。为什么会陷进这个罪恶的深渊？这是由于我对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不但如毛主席所说的“很不理解”，而且是毫无认识，毫 无思想准备，事前毫没有觉悟到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自己的命。只想革别人的命，不想革自己的命，因此在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之时，就没有觉悟到应当把自己“摆 进去”，首先要“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而且害怕群众起来搅乱旧秩序，整垮了旧机构，不好收拾。因此当听到大字报上把自己列为反党反社会主 义黑帮时，感情很激动，曾打电话给张际春同志，对何伟同志与教育部贴大字报的同志表示很大不满。这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抵抗和 压制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热烈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我却站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反其道而行之。 很明显，这是一个大暴露，暴露了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 （二）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高教部、教育部也是同前文化部一样，是处在陆定一和前中宣部的黑线领导之下，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科教育是如此，理工科教育也是如此。我于一九六 零年在教育部工作，当时陆定一交待我管三件工作，一是重点学校，二是培养研究生，三是出国留学生；以后主要是分工管高等工科学校的工作，我在高等工科教育 中，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在工作方针上，强调教学为主，而不突出政治。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在招生工作和考试制度上，没有正确而坚定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尽力做好吸收工农成份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工作，没有重视对工农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 在学制和学校规模的问题上，不是“小而短”而是“大而长”，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学制要缩短”的思想。 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上，不是少而精，而是多而杂。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多，而对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注意不够。 苏联“技术决定一切”的严重后果，是人造卫星上了天，修正主义也上了台。而我国高等教育现在执行的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在走向苏联的覆辙。如不及早警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组织路线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是执行了专家路线。 对资产阶级专家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改造。全国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着很大比重。特别是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实权，更多数是掌握在资产阶级 专家手中。依靠他们编写教材，依靠他们教书讲坛，依靠他们作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一句话，直到这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前，高等学校的领导实权，确是 仍还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虽无教授治校之名，而有教授治校之实。 全国高等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专家路线，这固然不止一方面的原因，例如有历史的原因，有陆定一和前中宣部实行错误领导的原因，但是对此问题，高教部本身当然负有不可逃避的严重责任。而在高教部中，当然我又要负首要的责任。 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错误更为突出。 首先是我对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认识，错误地认为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是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因而在执行前北京市委 的指示时，就没有能够认真分辨真伪，分清一下那些是真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那些是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所贩卖的私货。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我未能及早识破彭 真和关北京市委的反革命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帮助前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同志认识前北京市委的反动本质，这样也就使前清华大学党委对于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 线，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过去清华大学在某些工作问题上也与前市委大学部有争论，但总的说来对前市委是拥护的。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前市委的错误影 响。这是清华大学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