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 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 ③。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 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 《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④；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⑤。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 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 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 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 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 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 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 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 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 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 迅速工业化”⑦。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 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 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⑧。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 史。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 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 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 “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 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 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⑨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 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 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