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名将关羽一生战功显赫，“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降于禁、斩颜良、诛文丑等经典战例流传至今，尤其是其刮骨疗伤时，臂血流如注，而割炙饮酒，谈笑自若，更是令后人钦敬。然而，建安二十四年， 关羽攻打襄樊，因南郡太守糜芳和大将傅士仁两人供给粮草不力，关羽勃然大怒并痛斥“还当治之”，糜、傅二人惧怕之下最终投降孙权，彻底断绝了蜀军的粮草供应，导致蜀军兵败，关羽及其长子关平被孙权部将潘璋所杀，使自己走上了灭亡之路，也致使蜀汉江山的大好形势彻底丧失!究其原因，糜、傅二人临阵倒戈对关羽是致命一击，但其骄傲自大，几不容人，不善团结部属是关羽兵败被杀更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作为领导尤其是统帅应当有容人之量、懂御人之术、善凝聚人心，否则，可能因领导无方而导致自断后路，害人害已。 为将当有容人之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面对部属的过错，是责之罚之，还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弥补，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孔子说：“那大概就是‘恕’吧。”然而关羽在战事吃紧、紧缺粮草的关键时刻，面对全军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顽强作战的现状，不是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一味的要严惩供应粮草不力的官员。战场最高指挥官一句折射几多杀机的“还当治之”，在部属的心里将会产生多大的阴影和压力！胜利了还要被收拾，不仅可能要被杀头甚至会被灭九族，不要说糜芳和傅士仁，就是换作其他人恐怕也难免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前关羽也曾对廖芳说过“还当治之”的话，所以廖芳也选择了投降孙权，历史上记载廖芳也非贪生怕死之人并且贵为国舅，不是无法继续共事，断然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的，可见很大程度上是关羽自己促成了他们的临阵倒戈，同时也给自已断绝了后路，自掘坟墓。 为将当懂御人之术。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指出，一名合格的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标准。其中的“智”就是说将帅要能够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准确分析时势，善于驾驭时局。作为一名指挥作战的指挥员，当部属工作不力的时候当然不能简单的“治之”，而应仔细调查事情原因，认真分析战场形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挽回损失，而不是一味追究责任、粗暴斥责惩罚，这样只会滋生不满，造成恐慌，酿成恶果。 尤其是在复杂多变的战争中，指挥员的性格修养、人格魅力、协调艺术等素质与军事才能同等重要。试想，如果关羽当时能够宽容雅量，及时检视自身不足，站在战略全局高度充分考虑敌我态势，积极采取措施和糜、傅二人化解矛盾，共商御敌之策，从而获得二人的配合和支持，历史可能因此而被改写。 为将当善凝聚人心。战争中，再高超的指挥艺术、再机敏的战术设想都不是指挥员一个人能够单枪匹马去实现的。但凡有所作为的将领，不是挥着鞭子驱赶、呵斥部属作战，而是以“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难”的行动，去激励士气，鼓舞军心，焕发部属同甘共苦、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无不将注重个人言行、团结部属力量、发挥部属优长、关爱部属困难、宽宏大量、宽严相济等作为个人修养的要则。据说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曾经把这次决定命运的失败归咎于他“很久没有和士兵一起喝汤了”。这个结论，史学家可能未必赞成，但就拿破仑本人而言，也许的确是发自肺腑的自责。卫国名将吴起，与士卒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行路时不乘车马，亲自为士卒包裹背负的余粮，与士卒分担劳苦。士卒生了毒疮，他亲自用嘴巴把脓吸出来，士卒作战时无不勇往直前，勇敢异常。可见，真诚尊重部属，真心关爱部属，与部属打成一片，是有效激发官兵勇往直前的重要因素。 而楚庄王面对调戏爱妃之人却能宽而恕之，最终救人救已救国于水火之中。《韩诗外传》第七卷记载，一日，楚庄王赐群臣同饮，日暮时分，突然殿上烛灭，一大将乘机调戏庄王爱妃许姬，许姬大惊之下拔下其头上将缨，哭告庄王无红缨者即为调戏人，此时烛还没重亮，庄王急命掌灯者：“且莫点烛！寡人今日与诸卿尽欢，诸卿须俱去缨痛饮，不绝缨者不欢。”于是百官皆去其缨，方许秉烛，竟不知调戏者为何人，于是王与群臣俱欢饮方罢。后吴兴师攻楚，庄王被困，危急时刻，一将军奋身杀出，陷阵却敌，取大军之首而献之。王问之：何厚于寡人也。对曰：“臣先殿上绝缨者，当时宜以肝脑涂地，负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机，愿为王破吴而强楚。”原来绝缨者就是将军唐狡，他对庄王当时没有惩治他一直心怀感激，故冒死相救以谢君恩。 可见，作为领导，除了自身要具备突出的能力，还要善于运用领导艺术，善于凝聚人心，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到容人容事，充分发挥部属聪明才智，最大限度的调动部属的积极性主动性，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供稿单位：淮北军分区政治部 姜玉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