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减税 2011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3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创下历史新高，占全年GDP预计接近四分之一。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
2011年，中国政府也开始对税收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高到3500元；将原来“一刀切”的车船税，改为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对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等。但是，上述消息并不激动人心。中国科学院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宏观税赋34.5%。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宜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30%左右，2010年中国仍属于低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GDP4400美元左右，列世界109位，但是，税赋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减税势在必行，但这并非一味做减法，而是对税收结构加以调整，有增有减。一方面通过营业税合并，增值税优惠，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另一方面，加大央企红利上缴，加强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提高资源税等措施，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整体财政收入不降低。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公开信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现在看来，公开信提出的这一推断与现实状况十分吻合，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应当从以严格限定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向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转变。这主要有以下一些理由：一是少生优生现在已经成为普遍意识。二是中国妇女低生育率状态已经持续了20年，已降到1.5以下，并且大体稳定。生育水平越低，持续的时间越长，累积的负增长的惯性也就越大，未来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代价也就越大，长期的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减弱未来十几年后人口长期持续负增长的惯性力量，为未来社会发展留下一个较为合理的人口结构，需要对目前的非常态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整，这也是对未来负责的科学态度。
设立国家体改部门
要推进改革，无论是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或是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创新，都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承担此种工作。
为推动改革，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首任主任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国务院赋予体改委五项职能，即理论研究、规划设计、组织协调、指导实践、组织试点。此时，国家体改委是一个参谋机构而非决策机构。体改委是为推进改革而设立的，但是，改革的进展不取决于体改委。
2003年，体改办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再作为独立机构存在。自从体改委消失之后，中国改革速度明显减缓。真正启动改革，恢复体改委或者类似体改委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机构系决策咨询机构或称参谋机构，这有利于超越部门利益，从全局出发设计改革方案、协调各方利益。
2011年5月5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在市政府召开的以改革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上，已经淡出公众视野许久的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被作为特区改革的主导机构重新提及，被赋予对深圳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组织推进和监督评估等各项责任。
从国家整体改革考虑，更有必要在党或政府的机构中，设立国家体改部门。
领导多学些政治学
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换句话说,政治学是研究治理国家的学问。
只有懂得政治学常识和基本原理,政治家才不会说出一些违背政治学常识的话，才不会反对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包括礼义廉耻、自由、民主、人权、和谐等人类文明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才不会说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不适用于中国；也才会懂得博弈、制衡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理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样一些至理名言或原则，无论是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或意识形态垄断，都会窒息社会发展这样一些朴素简单的道理；也才会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包括目前正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而不是将已经实行多年,但仍存在一些重大制度缺陷或不尽完善的制度看做是尽善尽美、可以世代永续、能够充分表达民意体现政治民主的制度；也才会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并通过制约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进而通过维护社会公正，实现中国公民幸福而自由的发展。
本文作者陈剑，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 关键词：改革 稿源：中国学人网 作者：陈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