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刚刚过完80岁生日，他戏称自己也成了“80后”。从去年开始，应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之邀，已退休16年的袁伟时重返讲坛，给一群真正的“80后”、“90后”们上课，课目为“中国近代思潮”。270人的大教室，经常爆满。 袁伟时的学术志趣在清末民初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以观点新颖史料扎实而著称。 过去10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思潮与现象异彩纷呈。大国 崛起，中国威胁论，国学的兴盛，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较量，普世价值观与中国主体性是否冲突，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真伪……这 些重大思想命题，贯穿于希望与危机同样显眼的10年，而对这些决定国家重大发展方向的问题，耄耋之年的袁伟时从未停止思考。 “90年代以来，我的思想基本定型。追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国家的法治、宪政、富强，是我一贯的目标。” 人物周刊：刚出来的消息，孔子塑像落户天安门广场，官方意识形态似乎越来越尊崇孔子了，您看到这则消息时感想如何？ 袁伟时：这牵涉到一个大的问题，即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 对于中国这10年，总体上我有几个看法。 第一，经济上不用太担心了。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在法律和条约义务上规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意味着国际市场经济规则 我们接受了。在这么一个大框架下，虽然经济上碰到很多波折，但有一套基本规则，不会有大的反复。回到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破坏法治，搞权贵资本主义，也会 受到很大束缚。这些规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各种经济成分享受平等待遇。 第二，10年间一个很重大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觉醒。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SARS、南都案等等为标志，这些事件说明公民自由不能侵犯的观点被越来越多人接受。10年来反复博弈，特别体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当前公民权利博弈有两个核心，一是财产权，二是言论自由权。所有复杂的现象都围绕这两个核心在转。只要中国社会转型还没完成，这个博弈会一直存在。这两点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 剩下的就是思想文化走向，这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件大事。 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原来国学派提倡建立孔教国家，新左派跟着国学派屁股后边走，也大讲思想文化上要有主体性，学术上也要有主体 性。这个主体性最重要就是表现在儒学上，以它为核心建构中国的思想文化；为此要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侵略，要建构另一套学术规范，包括重新界定一些概念，如 民主、自由、法治，不能跟着西方走，要另搞一套和西方对抗。 另外，自由派也开始分化了。有一部分自由派在坚持宪政的同时，提倡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作为宪政的思想文化基础。 现在这几大派在文化上联合了。官方也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走向；支持国学发展，提高孔子地位，动作不少。 应该在这个大格局下去观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的问题。一个城市树立雕塑，包括文化名人的雕像，这很正常。每个城市都应选择合适的雕塑。但现在把孔子变成九五之尊，赋予他特别崇高的地位，把雕像置于北京城的中心，全国政治中心，这是一个表态。 在我看来，树个孔子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要观察，还有没有和是谁的像要出现。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没有位置？老子、庄子、墨子能不能、何时 能出现在长安街上？如果长期不让他们在长安街上散步，只剩下孔子供人顶礼膜拜，这就严重扭曲了先秦的历史，体现了对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无知，从而成为 不能不令人忧虑的文化象征。 这个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 人物周刊：中国社会在过去1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中国崛起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某些声音都大力呼喊的一个口号，在您看来，用这个口号来衡量中国过去10年的变化，哪些方面是成立的，哪些方面是不成立的？ 袁伟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已在国际上树立起来了。而且，它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任何国家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是迟到的现代化。中国是留级生，终于开始发奋了，上路了，这值得高兴。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本应是19世纪要做的，我们应在那个时代完成这个任务，但我们留级了。 鸦片战争后，我们就应该用人类文明新成就来改造我们的国家。那个时候同时面临这个任务的，在东方有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 日本是半成功的国家。日本在经济上成功了，它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它走市场经济道路。它勇敢实施新的教育，更新自己的知识谱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