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政治法律层面，它是不成功的。日本在法律上接受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在政治上，它1889年通过了宪法，但不伦不类，是专制的装饰 品，是日本特色的“宪政”。制度建构上，天皇超越于国会，超越于内阁，军队不受内阁领导。军部直接属天皇领导，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思想上则提倡儒家 道德，发布教育敕语和军队训词，规定要忠君、要忠诚、要服从。这种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导致了世界性的大灾难，中国首当其冲，受害深重。 但当时中国连这一步都没做到，结果就挨打了。19世纪完全是在交学费。登峰造极之时，主动向11个国家宣战，屠杀外国人和沾点洋气的中国人，招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很惨痛的教训。 我们现在是在还历史的旧债。这是好事，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任何社会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过去10年中国值得高兴的事。 同时这个过程还有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二战后，任何国家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不可能再走武力崛起的道路。所谓中国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 发明，而是时代使然。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德国两面镜子摆在前面。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日本成了二战的元凶之一，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后来真正接受了民主化的改造，接受现代经济政治制度，没有动用一枪一炮，经济却走上高速发展的正轨。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重复二战以前日本德国的道路，也不会对它们战后的成就视而不见。中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平崛起。 第三方面，任何国家加入市场经济体系，公民权利得到部分保障后，必然有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印度二战以后，国大党学苏联，搞计划经济，结果沦为贪污盛行、经济发展缓慢的落后国家。现在印度觉醒了，摆脱错误决策，也快速发展起来。其他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正处在这个历史时期，这是适应时代变化、历史发展潮流的结果，中国并没有特别独特之处。但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中国刚取得点成绩，有些人的民族主义就发作了，翘尾巴了，这个值得注意。 人物周刊：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中国也避免了像西方国 家那样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美国《时代》杂志前国际版 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将其命名为“北京共识”。 你如何看待“北京共识”及相关的中国模式？有人称北京共识已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你如何看待两种共识间的“PK”？ 袁伟时：要回到常识。中国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场经济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社会稳定，这是进入现代以后，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最低条件。 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公民经济自由的核心。中国经济30年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遮遮掩掩地很不彻底地恢复了私有制，也就是他们讲的模糊产权制度。但所谓模糊产权恰恰正是冲突不断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优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横向比较，日本也经历过高速发展期，成为国际上引人瞩目的典型。那时它有终身雇佣制、市场不完全开放、政府介入企业的经济决策等等特 点。一些人因此起劲吹嘘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或者日本模式。后来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跟今天的中国大陆有相似之处，又被吹捧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 发展，根本上是社会稳定加市场经济和法治的产物，许多所谓特点都是后来必须改革的负担。 中国的发展，是在辽阔的土地上现代化。有几个关键因素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外向型出口带动战略，这是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二是推进了 城市化。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城市化应达到70%以上，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也创造着巨大的市场。在两大杠杆带动下，经济发展起来，好像是 看到奇迹，其实是借鉴他人的经验，还历史旧债。 应该说中国人不笨，学习得很快。 我们的特点在哪里呢？有人讲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讲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中国发明的。英国很早就有了，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 会主义，既有私营经济，又有国有经济。但那又怎样？国有企业固有的效率低下，拖累了英国经济，假如没有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英国不可能走出困 境。所谓混合所有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是改革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私有化、公司化。这个过程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一般来讲，这样做效果都很明 显。比方说日本，它在19世纪实行私有化，将国有企业低价卖给私人企业家，顶住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压力。1980年代以后，这个过程还在进行，连铁路和 邮政都私有化了，成绩卓著。 惟一特别的是新加坡。我们的官员常去那里膜拜，但他们忘记了新加坡是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又有健全的法治，对国有公司监督比较容易。其他大国很难复制它的模式。何况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取向都被人广泛诟病，负面的东西很多。 称模糊产权是优点，很荒唐。任何市场经济制度，如果产权模糊，代价很大。新加坡的产权很清晰，中国恰恰就在这方面吃大苦头，原来所谓乡镇企业，花了很大代价才恢复私有制的本来面目。 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都是填不满的财政窟窿。有些表面上赢利很大的国企，如果你仔细研究其投入产出，研究它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也是负资产。怎么看待国企？国企弊端在中国经济里很突出，这恰恰是中国应改而没改好的领域，而不是什么中国模式的优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