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私人产权，一直受侵犯，是中国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时去歌颂产权模糊，是不负责任的，是一个陷阱，让中国人往里面跳。 所谓“北京共识”，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政府的介入。政府的介入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改革代价太高、成本太高的重要因素。它表现的问题是贪污盛行、环境破坏、私产遭受侵犯、社会矛盾尖锐。 人物周刊：一个叫潘维的学者曾撰文，《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称：“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其成 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 建白宫，今日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您对此如何看待？ 袁伟时：对潘维教授的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他不是研究经济学的，他对现代市场经济了解可能不多。他说中国挑战了计划与市场两分，肯定是 错的，中国政府干预经济太多，与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恰恰是要克服的毛病，说成是成功经验，未免令人大惑不解。同时，正如邓小平所说，计 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各国政府都在使用，这谈得上是中国特点吗？ 说中国挑战了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更是政治学上的笑话。纳税人拿出GDP的20%-30%供养一个政府，当然要它好好办事。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有4点： 1.权力来源。“权为民所赋”还是某人或少数人自命为天生的统治者？如果是前者，公民就要通过定期选举确认政府的合法性。 2.对公民自由的态度。专制政府以统治者自居，肆意剥夺公民的自由；民主政府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确保公民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安全，提供公民个体或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 与此同时，言论自由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建立确保“言者无罪”的制度，所谓民主比英明君主虚心纳谏还不如。 3.决策的程序。 4.有没有分权制约。 人物周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一些风波，比如08年奥运圣火传递，让中国高层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至少是在某些国家的形象，没 有想象的那么好，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近10年来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政府现在加大了对外媒体的投入，以及在国际知名媒体上投放中国国家形 象的宣传片。您觉得，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是接纳欢迎，而不是抗拒恐慌，治本之道是什么？ 袁伟时：关键点在于：第一是要开放。中国的实际情况，要让中国人了解，让世界媒体记者、学者、政治家了解；第二要实实在在推动改革，中国的形象自然令人景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由衷的尊敬。 如果中国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无论做多少宣传，一下子就被像抓记者、抓敢于揭露官员胡作非为与社会黑暗面的公民、乱拆迁、抢记者录音笔之类的事给抵消了。 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都要大张旗鼓地纪念，回顾100年前的那个10年，即1900年至1910年，晚清最后的这段时间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 袁伟时：我想，有这么几条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关键时刻要当机立断，敢于改革。晚清在一些改革上很成功。如教育体制改革，坚决废除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魄力很大，步子很稳，完全改变了中国青年的知识谱系。 又如法制和司法改革，废除两千年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司法统一的体制，着手建立独立的现代司法系统。这些改革影响十分深远。 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它却犯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时社会各方联合要求立即在宣统三年（1911）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当局却拖延应付，贻误时机，宣布要到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结果没有宣统五年了，清朝完蛋了。 第二，它有两项举措，值得借鉴。 一是当时的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在全国范围进行宪政教育，教大家什么是民主宪政、要如何选举，等等。为此，翻译了大量的各国宪政资料，编写了许多读物。这种公民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愿不是绝后的。 另一是推行地方自治，公开宣布地方自治是宪政的基础，从县到省都要实行自治。任何国家的政治都要分权制约，地方到中央，层层自治，国家才不会向专制倒退。晚清政府在这一点上的确非常清醒。 第三，在对待群众运动上，它留下惨痛的教训。对公民的游行等，应该对话沟通，化解矛盾，绝对不能镇压。可是，清政府对待保路运动，却严厉镇压，杀人抓人，从而制造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革命。 人物周刊：有人会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和主体性，如果按照所谓的普世价值搞的话，中国会不会沦为西方的附庸？由这个话题引出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关系，您认为二者的关系如何？ 袁伟时：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特色价值观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是民主、法治。这一条显然来自西方。落实这一条就会成为西方的附庸，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有人认为要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回归儒家思想，说那样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特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