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乱年代走上学术路
羊城晚报：您的学术研究范畴，主要在于晚清和中国近现代，这从您正在上市的这九部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您的学术关注焦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上？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心得？ 袁伟时：我做的就是晚清和民国的历史的研究，这首先跟教学有关系，因为我教这一段的哲学史，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史、思想史。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是我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一个基础。 我出生于“9·18”那一年（1931年底）。一直在战争环境下成长，不由得你不考虑：中国为什么老被人家欺负？为什么我们整个国家民 不聊生？为此，十几岁，在广州南海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其中很多就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特别大的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还有胡绳的《帝 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都是讲这一段历史的，后来还包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些书在 1949年以前我都读过。那时是诗歌迷，读拜伦、雪莱、海涅、普式金，也读艾青。当时几乎天天去汉民路（今天的北京路）的书店看书，买《观察》和《世界知 识》等杂志，还读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一类书籍。这样，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就成为我的世界观的基础，我成了一个左倾的青年。 后来，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爱国民主协会”（解放后称为“广州地下学联”），广州解放不久，我就成了我们学校青年团的团支部书记。 羊城晚报：您在中大读的是历史专业？ 袁伟时：不是，是经济专业，那个时候就想搞经济建设。 羊城晚报：那怎么会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 袁伟时：1957年我在复旦研究生毕业，回到中大教书，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一塌糊涂。我这个人好研究，好思考，想为什么是这样， 可是当时只能够按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调子给学生讲课，而且很多经济资料都列为机密，拿不到。那样一种情况下，我就慢慢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变 成研究历史了。 我也没有想到后来研究历史的结果竟会否定掉我原来对于历史的许多印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或者叫思维方法——你讲的东西，要有根据，要有数据，才能说服我，没有根据，没有材料，我不信。转到历史研究后，我感觉到我自己也确实是希望能够自由地研究，自由地思考，但后来才知道是不可能的。 历史研究“自高自大”不盲从 羊城晚报：在那个年代，研究历史也是不可能完全自由思想的。 袁伟时：原来以为是可能的，后来才知道不可能。我从小就没人管，都是自己看书，自己思考，自己寻找自己的道路，所以，有的人总是说我 “这个家伙自高自大”，连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的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崧华都这样说我。我就是一个不盲从、只相信自己的思考的人。 羊城晚报：有人说您“是一个老顽童、新青年”，直言不讳。但在现实中，很多单位包括高校的官僚化现象很严重，在这种氛围下，潜规则之一就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下级只能唯唯诺诺，世故油滑成了处世良方。 袁伟时：呵呵，有人叫我老顽童，可能有些根据。 从小父母只管饭，不管思想。 一辈子没离开过学校。高中的校长曾镜涵教授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归，功课抓得很紧，也不管思想，但不准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学校活动。 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非常谦逊，不整人。长期实际负责校务的黄焕秋教授的习惯是随时倾听教师的意见，推心置腹同你交谈。 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有话直说，顺理成章。不过，现在我老担心年轻人以言贾祸，一再提醒他们说话小心，是不是也有点油滑了？ 羊城晚报：您觉得做一个人还是要坚持讲真话？ 袁伟时：讲真话是做人的底线。环境不许可，宁可沉默，也不要说假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