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归口管理方面，中国可以成立“南海政治法律委员会”，表面上只是一个关于南海立法和颁布南海管理条例的立法研究单位，实际上则是类似“政法委”的强力机构，统一归口管理原来下属海洋局、农业部等所有涉及南海的部门，由这些部门进行具体管理执法，遇到争执，尽可由原来名义的单位出面周旋应对，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外界的抵触。当然，其他国家也会模仿出台一些制度层面的举措和规定，但中国可以抢在前面，通过联合一些国家甚至包括采取措施赢得一些活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支持，这样南海的主权对峙将成为综合国力的对峙，而这方面的竞争，中国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不久前，国家海洋局表示，《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将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关于海洋观测预报活动管理的法律规范，对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均可采取由民间行为起步，逐步过渡到政府行为的实践路径。时机成熟，中国还可联合部分相关国家达成相应的国际协定或国际条约。须知，当今世界的竞争不能只靠蛮力，而要依靠广泛的人心基础和法律道义。中国为了保护南海主权，不惜一战的决心固然可嘉，但不可只逞匹夫之勇，而要靠赢得人心并塑造国际认同。在解决南海复杂的争端过程中，我们多从技术和制度层面创新是能够收到很多正面效果的。因此，应尽快在国家层面形成整体一致的中长期南海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战略发展规划，并将中国的南海权益的维护与拓展纳入到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之中。总之，在全面解决南海争端的斗争中，我们需要关注这一新的战略取向，充分利用综合力量，塑造世界对中国拥有南海主权的“认同”。要充分认识到“休渔令”等法律措施及其配套的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将是中国在南海抢占未来制高点的重要战略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