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胜”与约束作战手段
孙武的“仁”，也体现在他关于“全胜”的论述中。所谓“全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经过直接或激烈的交战而使敌屈服于我方的意志，使我方和敌方都得以保全，使战争取得圆满的结果。孙武主张在不得已进行战争时，要对作战手段进行限制，对敌人力争“全国”（使敌举国完整无损地降服），不能“全国”就“全军”，不能“全军”就“全旅”，不能“全旅”就“全卒”，不能“全卒”就“全伍”；“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为不得已。即使是对敌之一伍，也要力争“全”而不“破”，最大限度地减少敌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力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可见，孙武“全胜”思想的精髓，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军事利益。孙武将“全胜”思想作为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将“兵不顿而利可全”作为战争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也体现了孙武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对“仁”的理想的追求。在孙武看来，在战争中实现“仁”，就应尽量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胜利。比如孙武提出的“用间”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讲究诡诈阴谋的不仁之术，但孙武认为，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武器性能的改善，战争也越来越趋于残酷，“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而“用间”则可以减少物资的消耗和人员的伤亡，因而成为重要的战术法则。反之，不懂得“用间”，单纯依赖战场上的拼杀或实力较量，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的损失甚至灾难，这恰恰是违反了“仁”的原则，是“不仁之至也”。孙武把“诡道”、“用间”作为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胜”目标的手段，因而“诡道”也被赋予了“仁”的内容，“非仁义不能使间”。
可以说，孙武是较早论述人道需求与军事必要矛盾关系的军事家，他在把握和处理现实的战争问题时，把“仁”的原则，作为一种制胜手段，主张在作战行动中既要坚持“仁”的道德理想，避免和减少“用兵之害”，又要最大限度地谋求战争胜利，尽获“用兵之利”。尽量争取二者兼得，不得已时，则弃“仁”而取胜。
孙武在作战指导上这一现实和灵活的态度，对我们研究如何在作战行动中运用战争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代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核武器的出现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严峻考验，在战争尚无法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减少战争的损失和毁伤就成为人们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战争法的产生正是人类对战争趋利避害的结果，它不否定正义战争存在的合理性，但又通过种种规则，强调“人道主义需求”与“军事需要”之间的平衡。但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争法规范也很难解决所有战争问题，这样“人道主义需求”与“军事需要”之间的平衡就存在很大的自由度。事实上，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所有国家实际上都是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准绳，以国家政策为指导，确定其对战争法的态度、实施方法和手段的。如果背离战争的基本规律来运用战争规范就会妨碍军事斗争，甚至导致战争的失败。自战争法产生之日起，战争中弃“人道主义需求”而满足“军事需要”甚至违法作战的情况就从未杜绝过。比如，根据战争法的规定，在作战中应区分平民与武装部队、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禁止不分皂白地攻击，以保护平民，避免平民生命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失。但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在打击南联盟军事目标未达预期目的之后，便大肆扩大空袭范围，使南斯拉夫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袭击平民目标的行为就更为频繁。
可见，古代的“仁”与现代的“人道”都是战争的理想，而制胜才是战争的根本。因此，我们应吸取《孙子兵法》的智慧，从制胜之道去理解和运用战争法。要着眼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以我为主体，以战争法为手段，主动运用战争法，反对和防止把手段当成目的，盲目、被动、死板地套用战争法，画地为牢，损害我方利益，损害国家根本政治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