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中华民族除了饱受帝国主义蹂躏外，对满族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专横跋扈也怨声载道，为此，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第一次在近代意义上提出了民族平等的观念，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渐入人心，为以后各民族的团结一致共拒外侮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方面，从赋役制度到土地制度，中国历史典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就是“均”、“平”。检索《四库全书》，关于“平均赋役”、“均平徭役”、“均徭役”、“均赋税”、“平差役”一类的词语，出现有905次之多［5］。 关于赋役制度。《周礼》一书，多次强调赋役征敛的“均征”；曹操在建安九年（204年）平定河北后发布的《收田租令》明确要求郡国守相“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一》注引《魏书》）；唐朝为了在征派力役时做到“均役”，还专门设有“差遣之法”和“拣点之法”（《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律》），进行立法保证。 关于土地制度。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颁布了均田令“均给天下民田”，这是封建统治者希望在田制中实践均平的发端，其后，唐朝的两税法（一般是指地税与户税），采取“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的相对平均的计税原则，按实际耕地的亩数交纳地税，“不得容有爱憎，以为高下，徇其虚妄，令不均平”（《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两税法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沿用。 2．用救济辅助社会特殊群体的普遍和谐。 中国历朝统治者除了制订贯彻常规性政策以求政局安定外，往往还会兼顾一些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保障，用救济形式给予他们特殊照顾，以最大限度地缓解人们的不满情绪，减少因不平不均而导致动乱的可能性。这种社会救济主要针对三种特殊群体： 一是灾民。中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根据学者邓云特的不完全统计，从秦汉至明清，各种灾害和歉饥就有5079次。［6］为此，历代王朝都设有官方储备粮食的机构，例如战国至汉代的“常平仓”、隋朝以后的“社仓”、宋代的“常平仓”、“惠民仓”、“广惠仓”、清朝的施粥厂等等，这些机构常常在丰年购进粮食储存，到了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而一旦发生重大灾害，官方便会对需要救济的人实行一定配给，开仓赈济。 二是老幼。历代王朝在实施“仁政”的过程中，都将老人与幼儿列入眷顾之列，兴建了许多养老、扶幼机构。如唐朝以前的“六疾馆”、“孤独园”、“悲田养病坊”，宋朝年间的“福田院”，元朝设的“养济院”等都是供老年人养老之用的慈善机构，明朝甚至还委任多个部门兼职养老工作，例如礼部就需负责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赡养工作。对于贫而弃子者，宋朝专门设立了“婴儿局”、“慈幼局”等机构加以扶助。［7］ 三是致仕。“致仕”是指古代按规定到了七十岁退休的官员。为了保证在职官员忠于朝廷，也为了鼓励年迈体弱官员适时让贤，中国的致仕制度在汉代便已规范成型，并随着科举选官制度的完善而在唐宋时期趋于鼎盛。宋朝官员致仕时不仅品秩并未改变相反还例晋一级，而且经济待遇也极为优厚，唐五品以上者致仕，终生可以享受半俸，特例可给全俸。六品以下者，旧制前四年给半俸，天宝时令给至终身（《唐会要·致仕官》）。 3．用宗教推动信众生活信仰的趋同和谐。 中国宗教传统中的和谐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以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佛教和道教为例： 佛教经典中“寂静”或“和合”一词屡见不鲜，佛教讲求的心地和平，主旨就是要在体验寂静的基础上，以寂静的智慧来除净烦恼的根本一一无明我执，最终获得自我的觉悟“涅”。佛教禅宗更是提出“凡夫即佛”，即言佛与众生之间，只一念之差。因之，即便奸淫掳掠之辈，亦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外，佛教教义中的悲天悯人、四民平等学说不仅能劝慰和规范人的行为，而且也能起到和谐社会的作用。 道教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长生不死与得道成仙，道教徒们一致认为只要“道法自然”、“慈爱和同”，内以治身，外以救世；内修真功，超凡度世，外行善德，济贫扶危，就一定能得道升天。道教提倡纯任自然，无须刻意追求和改造，因此其社会性格异常宽容，绝少排他性，这也可以从道教庞杂的神仙体系中得到印证，神与仙都从人转化而来，神仙往往就生活在人中间，在这里，人与神之间几乎没有界限，这使得道教更容易赢得普遍的信众。 中国历代统治者不仅看到了佛、道思想中的和谐倾向可以“揉化人心”、“辅翼教化”，而且也意识到了它们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等修身观存在着某种契合，于是，宗教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其对社会成员信仰生话与社会生活相整合并进行控制的目的。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三教合流”现象，正是统治者对儒、道、佛三种主流宗教加以规范引导，并在权力原则上大力推崇的结果。所谓“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实际上是始终以儒教为主，以佛、道为辅。明太祖朱元璋曾著有《三教论》，一语破的地指出了儒、佛、道三教对于王朝政治的各自功能。他说：“于斯三教，惟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唯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8］由此，可见“三教合流”之内在本质：儒教是“万世永赖”，佛道则“暗助王纲”。原来，中国的统治者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把佛、道看成了协和社会、纯厚风气的有力工具。 正是在政治家们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下，古代中国才出现了不少理想统治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虽然这些“和谐”政治都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极度封闭状态下的封建专制社会，而且政治家们的初衷也仅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但就其产生的客观效果而论，这样的相对“和谐”毕竟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历史进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