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您不能闯红灯，您要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负责！”宁波街头，一位骑自行车的青年在一位阿姨的劝说下，老老实实地等起了红灯。 这位阿姨姓方，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社区的一名和谐促进员。自从当上和谐促进员以后，方阿姨每天的活动排得满满的，调解邻里纠纷、维护社区卫生、监督交通秩序…… 目前在宁波市，像方阿姨这样的和谐促进员有18万余名。 截至2010年8月底，宁波已在2450个村、418个社区、1013家200人以上企业、近百幢商务楼宇建立了和谐促进会，共有3.1万余个和谐促进小组，村、社区、企业和谐促进会建成率分别达到94.5%、99.1%和79.6%. 和谐促进员的N种身份 在宁波市海曙区，如今活跃着1.3万多名和谐促进员。他们成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 在成立和谐促进会之前，调查显示，1名社工一般要联系300户居民，很难做到户户入访、经常沟通。群众对社区工作了解度、关心度比较低，满意率也不高。尽管海曙区建立了覆盖各社区的平安信息员、社工、志愿者、治安协管员、计生协管员等多支队伍，也建立了集综治、流动人口管理、计生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综治警务室平台，但由于条口分家、力量分散，其作用远没有得到发挥。 后来，海曙区开始试行和谐促进员队伍建设，将原有的社区平安信息员转化成和谐促进员，将其职责由过去单一的信息收集拓展为信息采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社区服务、群众监督五个方面，成为社区建设中的信息员、宣传员、化解员、服务员、监督员。 “社会矛盾问题大量表现在基层，集中在基层，解决也要靠基层。”宁波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蒋朝栋说，宁波市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尝试，特别是积极向下延伸工作网络，推进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小组、和谐促进员三级网络建设，把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千家万户。 自2008年以来，宁波市连续两年由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制定下发实施意见和指导意见，在全市从城市社区、农村、企业和外来人口聚居地四个不同层面，全力推进基层和谐促进工程建设。 “和谐促进员利用生活在群众中的便利条件，可以及早发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将‘小事不出社区’进一步前移到‘小事不出楼道（墙门）’。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王海亮如是说。 外来人口有了“靠山” 据统计，宁波市有常住人口700多万，其中外来人口就有370多万。新、老宁波人之间的矛盾曾一度很让人头疼。 慈溪市坎墩街道五塘新村的历史很能说明问题。这个村本地村民不足千人，而租住在该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却有3000多人，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 一个租住在五塘新村的湖南小伙因为打台球，同本地村民发生纠纷。村干部前去调解时，湖南小伙拒绝接受调解并说：“你们本地干部当然会向着本地人，怎么会替我们外地人说话。” 新老村民矛盾重重，村干部压力很大，可是一个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新思路也由此产生：如果能让新村民参与到村级事务管理中，和老村民一起处理矛盾纠纷，事情就好办多了。就这样，一个由78名新老村民组成的五塘新村和谐促进会正式成立了。 和谐促进会成立以后，五塘新村活动不断，促进了新老村民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安徽人杨继好到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老贺村已有11个年头了，一直搞建筑施工，在“新宁波人”中有较高的威望。后来他被动员加入和谐促进会，成为一名和谐促进员。在处理纠纷时，杨继好的到来让“新宁波人”心理上有了平衡感，一些纠纷也很快被化解了。 蒋朝栋透露，宁波17.2余万名和谐促进员中，外来人口会员近8.3万名，他们在本地人与流动人口之间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日益成为新老宁波人交流沟通、政治参与、共同服务、组织动员和融合共进的桥梁和纽带。 强化末端实现“四化” 住在宁波市江北区某小区的袁某是残疾人，由于长期卧病在床，心情不佳，在与家人发生些不愉快后，便感到绝望，不吃不喝。 住在楼下的和谐促进员张阿姨知道后，立刻与赶来的社区干部一起来到袁家，一个下午陪着他说话，苦口婆心的劝解他，直到晚上8时，袁某终于被感动，解开了心结，一家人又恢复了和谐。 据了解，2010年以来，宁波市和谐促进员协助破案89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817人；排查（受理）矛盾纠纷27228件，调处成功26563件，成功率达到97.6%，基本实现了“社会管理终端化、力量整合兼容化、诉求解决初始化、工作保障常态化”的目标。 在唐一军看来，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小组与和谐促进员三级网络的建设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鲜明的变化。 “它使管理、服务、教育群众与维护群众权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在领导方法上实现了由行政命令向教育引导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实现了由简单管理向综合服务的转变，在工作方法上实现了由堵截向疏导的转变，总体上形成了全方位服务群众的基层执政理念。”唐一军说。 不仅如此，唐一军认为，三级网络建设有效整合了原有的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存量，真正形成了化解社会矛盾、处置突发事件和综合社会事务的合力，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三级网络建设突破了时间、空间和权力分层的限制，充分利用了和谐促进员生活在群众中的便利条件，把关注民生的着眼点进一步前移到社会管理的最基层，使维稳工作网络的触角真正延伸到基层最末端，在基层源头就能及时预防和减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从而掌握了发现问题隐患和化解突发事件的主动权。”唐一军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