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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1]在对待“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充分体现了鲁迅的这种立场方法。1936年，鲁迅先生以“他的政治的远见”，“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 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 意见”[2]，支持提出并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同时认为“国防文学”“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3]其立场方法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的关系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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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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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前夕，1936年 5月至 8月，中国左翼文化阵营出现了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国防文学”派的主力为周扬、徐懋庸、田汉、夏衍、任白戈等，他们都是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力为冯雪峰、胡风等，冯雪峰为中央特派员。1936年8月15日，鲁迅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争论本身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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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国防文学”的是当时“左联”党的负责人周扬。1934年他以“企”为笔名，在《国防文学》一文中，介绍了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就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4]。而“国防文学”口号被正式推广，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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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7、8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会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王明、康生、张浩、吴玉章等 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大会前夕，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以及 1935年日军继续向华北入侵的严重局势，在王明主持下，代表团全体成员反复讨论了七天，最后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于 8月 1日形成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 》)。1935年 10月，《八一宣言 》在由中共主办并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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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文委的周扬和夏衍等人看到了这些报道，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八一宣言》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鉴于苏联“国防文学”的主张和苏共中央解散“拉普”(“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成立苏联作家协会，以及日本侵华加剧和华北局势恶化，于是在文学界开始再次提倡建立“国防文学”并解散“左联”成立“文艺家协会”。（“文革”期间经毛泽东修订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责“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国防文学”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并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国防绘画”等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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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文学”在最初时期内的宣传中, 除极个别的文章外，一般只讲建立统一战线，强调统一战线的全民族性, 不讲无产阶级领导权。[5]在“两个口号”论争告一段落之后,“民族主义文学”的辩护者徐北辰还认为,民族主义文学和国防文学是相差不远的东西,“民族主义文学即国防文学,它的目的、使命、以及题材等等,都是一样的”。“真正的民族主义文学,和目下一般人替国防文学所下的解释,所下的研究正复相同,它们同样以唤醒民族意识,激发抗敌情绪,促成联合阵线, 要求民族生存为其首要任务, 首要目的”[6]。左翼的“国防文学”在这里被右翼文人和政客鱼目混珠，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名词,但左翼所坚持的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就被“调包”了,左翼在走出“狭小者的圈子”、号召更广大的作者建立文学界的统一阵线时,不小心却会失去脚下的阵地。这正是鲁迅所担心的统一战线统到哪边去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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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央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收到以鲁迅、茅盾署名的拥护红军东征的“贺信”。为了联合全国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到上海开展工作。据冯雪峰回忆，他临行前，中央交给他四项主要任务之一是：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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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1936年4月下旬从陕北奉中央指示到达上海后，先暂时住在鲁迅家里。胡风获悉后，即到鲁迅家里求见。冯雪峰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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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下去引他上三楼谈话。胡风谈了不少当时文艺界情况，谈到周扬等的更多。他当时是同周扬对立得很厉害的。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指我)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 ”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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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胡风在《文学丛报》1936年第3期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冯雪峰、鲁迅等人集体商议、胡风执笔的，其核心成员则是鲁迅。鲁迅坦言：“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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