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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口号没有对“国防文学”提出批评，并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底主题”，“是统一了那些主题，并不是解消了那些题”，并不否定“国防文学”的口号[10]。但“国防文学”派认为“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在理论家胡风先生, 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 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11]，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论争浮出水面，并带有宗派和意气的因素。直到90年代初, 作为当时“国防文学”派核心的夏衍仍认为:“当时‘国防文学’这口号早已存在，已经叫开了，又为各方面所接受，而且那时正讲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怎么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呢? 真是标新立异，不利于统一战线。”[12] 二、鲁迅对于“国防文学”的辨证立场 在左翼文艺界领导层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并引起争论的时候, 鲁迅一直冷静观察, 并没有主动介入，但在在私人交往中，表达出他对“国防文学”的意见。 4月底，冯雪峰奉命回到上海后，鲁迅将自己对“国防文学”的看法告诉了冯：“‘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并说：“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着看吧”。[13] 据茅盾回忆，“国防文学”提出后，鲁迅的反应是：“‘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夏衍的《赛金花》发表了，有人写文章把它树为‘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了哈哈大笑道，原来他们的‘国防文学’是这样的。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批评，着眼在它的阶级界限模糊，这是与他坚持‘左联’不能解散，无产阶级领导权不能放松的思想一脉相承的。”[14] “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 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 意见”[15]，纠正“国防文学”宣传不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倾向，鲁迅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性质、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等作了明确解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它是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总口号，而“国防文学”可以作为总口号之下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鲁迅旗帜鲜明地指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批驳了托派诬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放弃阶级立场”，指出了“战友”在对待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迷失了方向。“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批评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16] 鲁迅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17] 鲁迅的态度贯穿这辩证法精神，是顾全大局的、公正的，是讲原则的。顾全大局、公正表现在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提出“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斤斤于“国防文学”派那样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18]讲原则表现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传统和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鲁迅在这里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逻辑的基础上，阐述其具体的“在现在时候的的更广大的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所以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19]因为它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感。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既突出了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 又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原则，这正是鲁迅的“政治的远见”，“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20]。“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承新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传统，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五·四以来，形成了新文学底主流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了人民大众底生活真实，叫出了人民大众底生活欲求的文学。然而，在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大家底头上，贯串着一切枷锁的最大的枷锁是帝国主义，它底力量伸进了一切的生活领野，在人民大众礼貌散播毒菌，吸收血液。所以新文学底开始就是被民族解放底热潮所推动，人民大众反帝要求是一直流贯在新文学底主题里面。”[21]不但如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是指向作家这个“人民大众的”，是面向各个阶层的作家提出的，指出了各阶层作家前进的方向，它“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 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22]毛泽东在延安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多次提及了“两个口号”的论争，特别是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非常重视，他在阅读《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在鲁迅阐释的文字旁全划了圈，表示出非常重视。在1939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23]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