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50周年。1937年7月 7日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中日关系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七七”事变前六年，1931年，盘踞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国民党政府采取所谓“逆来顺受”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只用了三个半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实行其早已确定的先占“满蒙”(即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然后入侵华北，直至占领整个中国的侵略计划的第一大步。1933年1月到3月，由于国民党军不战而退，日军轻易地攻占山海关和以承德为省会的热河省。接着它的进攻目标就转向华北。国民党政府步步屈服，在1935年按照日本的要求，实际上承认河北、察哈尔二省的“特殊化”。但日本侵略者不但在华北还企图囊括绥远、山西、山东，而且认为吞并整个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日本在北平、天津及其附近和冀东各地都驻有重兵，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于1936年5月提升级别并增加兵力。国民党政府以为，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它派驻平、津、河北省的第二十九军可以同日军相安无事。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在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向第二十九军驻军发动攻击。吉星文团奋起反击。日本政府立即向华北增兵，扩大战事。这样，“七七”事变就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的一个标志。 “七七”事变也成为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全民抗战没有能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开始，也没有能在日本侵入华北时开始，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对侵略者妥协让步的缘故。全民抗战之所以能在“七七”事变后爆发，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面临亡国的危机，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和其他各地学生群众首先起来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他们的要求虽被拒绝，但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许多地方，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发生局部的抗战。在东北，有些国民党将领和民间力量，组织义勇军，抗击侵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更是在敌人统治下长期坚持作战。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三个月，使侵略军不能完全得逞。1933年3月，在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各口的部分国民党守军自动抗敌。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奋起与侵入察省的日军作战。1936年傅作义率部反击日军对绥远的侵略。这些局部抗战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人民群众中的爱国情绪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如同急待迸发的火山。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成了火山口，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猛烈兴起，这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力量也响应人民的要求而活跃起来。1933年11月，一部分国民党力量在福建一度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就是一个表现。尤其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人民群众的救亡运动的积极响应，对局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自从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一贯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革命纲领，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土地改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占据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年发生内战，并且用主要力量进行反共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把这种情形看做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团结抗日。早在1933年1月，共产党已发表宣言，准备为实现这个主张和全国任何军队合作。在1934年到1935年的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左”的错误后，更系统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1925年至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个建议虽然没有立即被国民党最高当局接受，但是在国民党内外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共产党的主张集中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为人民所拥护。共产党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西安事变”前，共产党已派出代表和国民党当局商谈。在“双十二”事变后，“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中央正式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合作谈判。同时，共产党积极参与和领导各界人民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共商救国大计，实行具体合作。中国共产党的创议和努力，对于“七七”事变后迅速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全民团结抗日战争，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领导层除了一小部分彻底的亲日分子外，已经觉得不能照旧执行几年来的妥协退让政策，“七七”事变后，终于实行了一个政策上的转变。他们之所以执行那种误国政策，是从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着眼的。他们原以为，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他们更为日本政府的“合作反共”之说所打动，以为日本侵略者仍将承认国民党统治政权，并将帮助它消灭共产党。但是事实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并整个中国，不仅企图消灭在民族斗争中最坚决的共产党，而且也要用亲日的傀儡政权来代替原来的国民党政权。就国内形势说，国民党当局如果仍继续执行误国政策，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容，而且势必造成国民党内部更加剧烈的分裂。因此，“七七”事变既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也使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这样的关头，毅然改弦更张，决定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三百万军队。国民党当局的政策转变对于抗日战争的兴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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