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国情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由建国以来相当长时期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过渡类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类型，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人口素质也越来越高，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人口分布越来越广。我国人口的全方位转变，是积极而又符合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类型变动的客观规律的，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发展中人口大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无不感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人口转型带来的巨大效应，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没有人口转型所创造的优越条件即人口分母的缓慢增长，我国人均GDP及综合实力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强盛，人均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提升，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社会环境的压力不会有如此大的缓解。正是经济高增长和人口低增长的双重政策效应，产生了中国奇迹，改变了中国命运。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二的，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人口转变有效益的同时也会伴随难题，我们观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角度，应该是站在充分肯定以往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基础之上，用我们的智慧积极推动当下和未来问题的解决，而非相反。 1.关于“少子化”问题。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已达13.40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间净增7390万人，年均增长739万人；十年间人口增长率为5.84%，年均增长0.57%，比前一个十年(1990-2000年)年均增长1.07%下降近一半。目前，我国0-14岁少儿人口为2.22亿，占总人口的16.69%，与“五普”时相比下降了6.3个百分点。1982、1990、200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分别占33.6%、27.7%和22.9%，无疑，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少子化”趋势明显在我国已是客观存在。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人民生育观转变的结果，更是符合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多年的“婴儿激增”时期之后，伴随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率不断提升，人口出生率便发生了转变。工业化程度很高的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及其欧洲诸国，这一时期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率先降到1.3-1.5之间，美国、日本、韩国等也降到1.7左右， 不少国家人口出现了零增长或负增长，人口再生产难以达到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这一状况持续至今。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下降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其中间影响因素是：机械化不再追求人工数量而是追求人工智能、生活成本以及孩子抚养成本上升、女性就业率及社会地位提高、高水平生存方式的压力、婚姻形式多样化、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方便高效的避孕节育方法普及、以及人工流产合法化等，所以，在发达国家要想鼓励妇女多生孩子是件很难办到的事，人口转变几乎不可逆转。但是，从哲学的观点看，人类最终都要从生育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都要经过由多生到少生、由生育的奴隶转变为生育的主人，这也许是人类生育史上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也是人类对地球的保护，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当今，发达国家虽然在不断地为生育率下降、劳动力减少、种族后继乏人而担心，但是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很高，国民享受着很高的福利待遇，且吸引着大批他国移民。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数据显示：在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人均GDP排在第124位，经过国民经济连续多年的高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超过了早在1968年就超越联邦德国而位居世界第二的日本，而我国的人均GDP仅4283美元，日本是我们的十倍( 42325美元)位居世界第17位，美国为47132美元，位居第9位 、法国和德国分别为40591和40512美元，排在第18和19位。人均GDP世界排名很前的欧洲小国卢森堡只有50多万人，而人均GDP却高达10.44万美元，778万人口的瑞典11.45万美元。按人均计算中国这个经济大国今天仍属于世界中下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人均GDP最少的国家是孟加拉国，该国有70%的人口至今还生活在贫困线上，而这个14.4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国家却承载了1.47亿人口，自然人口密度高达1023人/平方公里。我们不是“人口决定论”者，人均GDP指标主要反映人均生产力水平，其中包含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和劳动效率，但其分母最终还是要归结于人口数量，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视角更多的放在如何把目前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呢？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几十年人口转型来之不易，对此，国人要有清醒的认识。 少儿人口减少是低生育率作用的结果，是好事当然也有负面性，这个负面性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上，值得关注但无需恐慌。我们有13亿多人口，人口多规模大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深化改革、谋划发展、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达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都要以这一基本国情为依据。从优化人口结构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出发，未来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的必然性是存在的，这个选择顺民心，合国情，也符合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更替的客观规律。事实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与时俱进了，许多省份城乡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目前已经可以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一些地方甚至缩短了生育间隔；在婚姻家庭生育方面有特殊困难的夫妇国家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一些人口较少、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婴儿死亡率较高，群众甚至生了3个孩子。中国计划生育的内涵就是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就是优生优育，使我国人口一代胜于一代，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可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既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一利国利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发展道路理应坚持。 2.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即劳动力减少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大国。上世纪80年代伴随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建国后50-70年代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大批涌入劳动年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开始迅速上升，到90年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突破60%， 2000年超过70%(总量达到8.7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达到9.40亿人，占总人口的70.1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3.3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目前还是少儿人口、老年人口等三大年龄组中增长幅度最高的人群，但增长比有所下降。随着建国后近20多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陆续进入老年，我国劳动力数量必然会呈下降趋势。因此，不少人担心我国面临劳动力减少的挑战，即“人口红利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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