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在人口学上意味着总人口年龄结构或年龄金字塔呈两头小、中间大的一种状态，即人口年龄金字塔底座0-14岁人口和顶座60岁以上被抚养人口少，中间部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多。在这一状态下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系数较轻，会带来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储蓄增高等而产生“人口红利”。劳动力虽然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口红利的产生要素，但是劳动力只有与生产资料结合成为现实的生产者，才可能产生人口红利。所以，人口红利的成全或实现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即现有劳动人口必须与生产资料完全结合，否则，只能是相对过剩人口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劳动力必须能带来效益，带来的效益越高，人口红利越大。所以，人口红利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现有劳动力数量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素质以及劳动的技术构成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对于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产业结构单一、吸纳劳动力很有限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多低素质劳动力资源只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无法产生“人口红利”。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速度曾比较缓慢，使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大，结果导致劳动力供给特别充足。面对过度膨胀的劳动力大军压迫生产力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制度优势，制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就业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强化政府责任相结合；坚持统筹城乡就业发展，将农民工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坚持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人口的就业能力，卓有成效地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才使中国享用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使我国在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就业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劳动就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0年多来我国解决了近2亿城镇新增劳动人口的就业(2010年底，我国城乡已有就业人员7.3亿，失业率仅为4%左右)，妥善安置了国有企业数以千万计下岗职工再就业；稳步推进数以亿计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到2011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高达2.5亿人，有力推动了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如果没有党和政府高水平的科学决策，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没有充分调动和发挥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更无从谈什么“人口红利”。 虽然我国劳动就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作为世界上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就业问题依然严峻。据中国社科院《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在2011届大学毕业生中，有82%的人毕业半年后受雇于全职或半职工作，有近9.3%大约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14%的人处于低就业状态。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城镇转移，城镇新增就业压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等将相互交织较长时期困扰我们，国际经济不景气对我国就业也有负面影响，劳动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同时，我国劳动力效率不高的问题也值得关注，据资料：西方发达国家共有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社会财富，而我国9.4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总量为6万亿美元。美国、德国等农业现代化国家3%的农业劳动力养活97%的人口还大量出口农产品，而我国有近一半人从事农业劳动，粮食仍有相当部分需要进口。这表明在体现劳动力素质和劳动效率的劳动生产率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未来我国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是利大于弊。首先，建国以来长时期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将会因此而得到有效缓解，为实现劳动者充分就业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其次，劳动力减少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改变、推进现代化进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中曾经指出：“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着力点之一。我们在发展经济时面对庞大的劳动人口大军，不得不把劳动者充分就业放在首位，从而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生产技术构成的提升，降低了劳动效率也延缓了机械化、现代化进程。当今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等，之所以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短缺。美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独立后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北战争前夕，农业劳动力主要靠外来移民，后来的南北战争更是加剧了劳动力的不足，1880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多达130亩，在这种条件下如不实现机械化农业便得不到发展，正是劳动力数量的严重短缺，才使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事实证明，过多的低素质劳动力资源绝不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相反，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依靠众多廉价的劳动力数量拉动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三，劳动力减少会使劳动效率提升、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提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其《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曾经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数量过剩，工资很低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从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力工资水平已经提升，这对劳动者来说是个利好信号。劳动力价格提高必将会产生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效果。事实终将证明：数量适度的高素质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结合更能产生“人口红利”。 3.关于“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生育率下降之后我国日益突出的人口社会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的特点。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8.87%，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7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3。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正以较快的速度走向高龄化，即长寿化。 早在1998年联合国(微博)人口司首次对全球高龄人口进行评估预测，认为高龄老人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人群。2050年全球高龄老人规模将达到3.70亿，相当于1998年6600万人的5.1倍，其中百岁寿星增长最为迅速，其总量将比1998年扩大16倍，达到220万人。我国虽然在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但是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正以年均4.6%的速度增长。据相关资料199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为500万，2000年为1200万，到2050年将达到1.3-1.6亿，占老年人口的1/3多，年增长率为4.2%-5.1%，同期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长率仅为2.3%-2.9%，总人口增长率略高于0.7%，可见，高龄人口是全部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 人口老龄化乃至快速高龄化，是我国生育率水平下降、人均寿命延长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毕竟健康长寿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共同心愿。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未富先老”、“未富先寿”无疑使家庭和社会面临严峻挑战，但同时，也为我们扩大内需、大力发展老年产业，有效利用政府投资、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兴办社会养老机构，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重大机遇。我们不能只看到老龄化、高龄化的负面性，也要看到和发掘其积极的方面，坚持从国情出发，走“积极、健康、保障、和谐”应对老龄化的新路子，为营造健康的老龄化社会而努力。(央吉 作者系中国人口学会党政干部教育分会副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培训部主任、教授)(兵网资料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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