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网综合资料：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作者：安立志，原题：“国情”论争简史（上）
总体上讲，动辄强调“国情”（确切地讲是强调“国情特殊”）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新问题。“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学习和引进外国事物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先是器物，后是制度，再则文化的曲折历程。
笔者据有关史料，对中国近代以来围绕政治与文化发展发生的“国情”论争，整理编辑成此文。作者视野有限，篇幅亦有限，有关史料意在从简，难免挂一漏万，请读者鉴谅。
晚清：以“祖宗之法”反对变革
晚清时围绕引进外国的设备与技术乃至制度，引发了关于其是否合于“国情”的论争。
洋务运动时期的论争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长期闭关锁国，孤陋寡闻，对外国的科技、设备少见多怪。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将技术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将引进外国器物视为“以夷变夏”，反对的理由亦千奇百怪，无一例外都是宣扬这类事物不合“国情”。而戊戌变法与清末立宪时期的“国情”论争,“祖宗之法”常常成为反对变革的借口。从守旧大臣的奏折中，从慈禧太后的懿旨中，从张之洞的《劝学篇》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眼里，所谓的“祖宗之法”首先是皇族爱新觉罗氏的绝对权威，其次是整个统治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而自由、民主、平等之说，宪法、议院、选举之制，甚至废科举、兴学堂，都曾因不合“国情”而被拒绝。最后，科举废除了，议会组成了，立宪大纲出台了，一件件都成了现实，人们这才知道，引进的外国事物并非不合“国情”，“国情”也并非一定要适应，“国情”也并非难改变。
袁世凯复辟帝制：“国情”成为借口
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对于有2000多年封建皇权历史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然而，中国走向共和的脚步并不轻松，新政制的脆弱与旧势力的强大，是中国在共和之路上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民国初年，“国情论”甚嚣尘上，主要是围绕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的，从而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有关“国情”论争的第二次高潮。此后，“国情”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在这个词语的运用上，守成者、保守者往往是极力强调“国情”的一方，创业者、革命者往往是反对强调“国情”的一方，民国以降，这几乎成为历史的铁律。在这一轮“国情论”的喧嚣中，“人民”成了一个关键词。“人民程度不足”、“民智未开”成为保守派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主要借口。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底，袁世凯召杨度单独议事，问道：“阁下睿智英明，知深虑远，立国之道，帝国、民国两种国体，何者最适合我泱泱中华?”杨度答：“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所趋，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乃为不可争议的定数，但以中国国情而论，民智未开，政治未修，文盲亢斥，思想闭塞，建设落后，比之西方，差距何止百年。不过为政在人，有贤能之政府，就有国富民强之希望，帝国、民国谁为是，谁为非？总归一句话：‘事在人为。’”
1915年3月，杨度撰《君宪救国论》密呈袁世凯。文中称，“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筹安会成员之一、被称为“国粹派”大师的刘师培还专门撰写了《国情论》与《唐虞禅让与民国制度不同论》，与杨度呼应，竭力鼓吹帝制。
1915年8月3日，作为中华民国法律顾问的美国博士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意思很明确，中华民国的成立不合时宜，共和制也不合中国“国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