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六人联名成立“筹安会”，杨度任理事长。8月23日，筹安会发起词公开发表，将民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动荡、人民痛苦，悉数归罪于共和政体，并援引古德诺的文章作为论据:“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古德诺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言论被中国政客利用，不愿卷入帝制运动的是非之中，便亲自出面辟谣。他接受了英文《北京宪报》的采访，发表了个人声明，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的名下，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虽如此，他在论及中国现实时，仍倾向于君主制:“中国的国情使共和制很难有序发展起来，这首先是因为人民普遍缺少知识且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
1915年8月18日，在古诺德的文章发表、筹安会鼓吹帝制之际，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中国与民主》一文，不仅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进行抨击，而且批评了借口“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实行民主的谬论。他指出：“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拥有民主……古德诺教授和许多其它善意之制宪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从不曾有过。与此相反，少年中国认为，恰恰因为中国不曾有过民主，所以她现在必须拥有民主。”（《胡适日记》第2卷）
1915年11月10日，针对为袁世凯称帝造势的“国情”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专门撰写了《国情》一文。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将“国情”置于历史的场域来认识。“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
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针对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坛上尊孔读经，祀神祭天，复冕旒之饰，行跪拜之仪的复古倒退行为，乃在《袁世凯复活》一文中说：“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新青年》2卷4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国情”论争
新文化运动与袁世凯称帝，在历史跨度上有着部分重合。因此，人们在批判袁世凯以“国情特殊”为借口复辟帝制的同时，也有人对外国文化与中国国情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与思考。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对于古老的中国社会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虽然制度层面并不完善，但共和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民间报纸如雨后春笋，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国情”一词在“五四”前后为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共同反感，视之为封建势力、守旧分子的遮羞布。当时，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反对以“国情”为借口拒绝改革与进步。
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答毕云程》的信中说：“所谓国粹，所谓国情，所谓中西历史不同，所谓人民程度不足，所谓事实上做不到，所谓勿偏于理想，所谓留学生自海外来不识内情，是皆囿于现象者之心理也。一切野蛮风俗，皆因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为此等心理所排弃。亡中国者，即怀此等心理之人耳……”（《新青年》2卷4号）
1919年7月24日，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撰文指出：“譬如专制君主的害毒，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一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极大的问题，产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问题与主义》）这从另一角度告诉人们，在先进的外来文化与落后的中国国情之间，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先进的文化以改造落后的国情，不应以不合“国情”为借口拒绝先进的文化。
1924年3月9日，孙中山在阐述民权主义时指出，外国人极不赞成中国人同欧美讲民权，“这些见解的错误，都是由于外国学者不考察中国的历史的国情，所以不知道中国实在是否适宜于民权……依我看来，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三民主义》讲演稿）
1925年2月9日，鲁迅以其特有的深刻与杂文笔法阐述了在外来事物面前，“国力”与“国情”的关系：“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
